公共图书馆“信用+阅读”:开启中国阅读新时代

信息来源:中国社科网 发布日期:2018-08-27

 1 “信用+阅读”的兴起背景 

  公共图书馆作为集知识中心、学习中心、社会教育中心、交流中心等功能于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其重要职责就是吸引广大读者走进图书馆开展阅读活动,并为读者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近年来,图书馆界兴起了“读者第一”“以读者为中心”“公共空间”等概念,其主旨是在于提升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效能、促进图书馆与读者间的良性互动,因而“信用+阅读”这一创新的服务方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 

  信用制度(credit system)源于西方。1830年英国伦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征信机构,提供企业类征信服务。信用制度的出现提高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和风险,促进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信用同样适于引入现代社会的治理之中。《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指出,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对增强社会成员诚信意识,营造优良信用环境,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促进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1]可见,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社会征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建设读者信用管理体系逐渐成为我国图书馆标准化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图书馆开展信用管理,目的在于防范或减少读者在使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中产生的风险,维持图书馆和用户之间信用关系正常运行。[2]在实际工作中,为保证文献资源被借出之后按期如数归还,公共图书馆往往采用收取押金的方式。然而在信息时代,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当下,如何简化读者办证借书的手续,借助新型阅读推广平台,面向青年群体扩大服务范围,提升服务效能,这是需要研究和破解的重要问题。 

  从国外实践来看,图书馆信用体系构建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信用中介机构为主导,政府仅提供立法保障和监管运行,主要依靠市场的契约法则和行业管理来运作;二是政府主导,即政府建立公共征信机构,强制性地要求读者提供信用数据。[3]近年来,我国图书馆界开始探索利用社会信用指数进行读者信用管理。上海于2014年4月召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会议,将上海市237家公共图书馆的读者借阅信息纳入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2017年4月,杭州图书馆联手支付宝蚂蚁金服旗下芝麻信用,向市民推广免押金信用借阅服务,通过身份证与支付宝绑定,只要芝麻信用分达到550分的基本分,外来人口也可享受借阅服务,开启了“信用+阅读”公益借阅新模式。2017年11月,杭州图书馆与蚂蚁金服芝麻信用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发布《公共图书馆信用服务杭州宣言》,全国共23家图书馆签订合作协议,标志着“图书馆+信用”模式开始在全国推广。“信用+阅读”,走的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阅读推广之路,其主要特点为:将读者信用纳入第三方征信平台,以重视用户体验为出发点,引入完善成熟的第三方信用机制,建立相应的用户信用体系,提供分类读者服务和管理,培养读者信用意识,进而推动诚信社会的构建。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巧妙地将图书馆服务与基于互联网的信用体系结合在一起,使得图书馆免除押金、免除罚款的举措可复制、可推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2 “信用+阅读”的倒逼作用 

  2.1 “信用+阅读”倒逼公共图书馆服务生态的改善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读者的阅读习惯、学习方式、社交方式也在不断改变。从用户角度来看,“免押金、免办卡、免上线、送上门”,“网上下单,快递到家”,用信用来代替读者证,既削平了图书馆的潜在与无形门槛,也与用户的日常消费习惯进一步接近,[4]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读者的“粘性”。从公共图书馆角度来看,以“信用”代替押金、赔付,是以更加人性化的手段建构与用户之间的信任关系:一方面可以简化操作流程,减免了不少传统手工机械劳动;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打破时空“阻隔”,让每一个人都能在任何地点借到任何公共图书馆的图书,使公共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更智能化、便利化、泛在化。“信用+阅读”服务方式将牵引公共图书馆空间结构的变化、资源结构的变化、功能结构的变化、人员结构的变化,呈现出新型的服务生态样式。 

  2.2 “信用+阅读”倒逼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素养的提高 

  《公共图书馆法》第40条提道:国家构建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公共图书馆数字服务网络,支持数字阅读产品开发和数字资源保存技术研究,推动公共图书馆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向社会公众提供便捷服务。可见,国家从立法的角度,对公共图书馆推进数字化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信用+阅读”作为公共图书馆一种不断拓展和生长的数字化服务,具有传播速度快、辐射面广、资源广泛共享的优势和特点。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不断倒逼公共图书馆的从业人员对“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的认识,使其不断学习数字化相关知识和技能,同时培训对象也从单纯的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部人员向所有工作人员的覆盖。可以预见,今后图书馆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数字图书馆的有关培训内容将进一步增加,特别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资源共享、以智能物流为基础的馆藏文献流通等主题培训会不断出现。 

  2.3 “信用+阅读”倒逼公共图书馆服务效能的提升 

  第六次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将图书馆的服务效能作为重要权重纳入评估体系,这已表明我国公共图书馆建设从重硬件走向了重软件的内涵发展轨道。社会利用公共图书馆的范围、程度和效益的最大化是服务效能提升的主要表现,具体反映在公共图书馆的设施、资源和服务与读者需求的有效对接上。从指标上来看,公共图书馆的借阅量、读者到馆次数、活动参与率等方面是量化服务效能的测度。“信用+阅读”将线下的填表办证程序转化为线上的“一键开通”,一定程度上将办证口岸前置到线上平台,吸附了以手机作为日常社交工具的广大用户,馆内服务台的传统功能将被弱化。“信用+阅读”将刺激借阅量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说,“信用+阅读”是公共图书馆快速提高服务效能的助推器。[5]从实践效果来看,“信用+阅读”吸引了更多潜在读者变为现实读者、无效读者为有效读者,让更多的青年人参与阅读,完善了阅读群体结构,使公共图书馆的整体服务效能得到提升。可预见的是,“信用+阅读”服务方式将倒逼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指标的优化,也极有可能成为未来评估定级中的创新指标之一。 

  2.4 “信用+阅读”倒逼“办文化”到“管文化”的政府职能转变 

  传统公共阅读资源是按行政层级配置,县市区与乡镇(街道)之间图书不流通,行政区域之间不交流,但随着“信用+阅读”服务的推广,这种“条块分割”的行政壁垒会被打破,可以实行扁平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以信用为基础的服务关系让图书馆的馆藏文献资源不再受地域限制,实现了跨馆、跨地区的服务。在此过程中,将会带来政府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职能的转化,通过与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合作,把本来大包大揽的公共阅读政府供给通过购买服务、服务外包的方式,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一臂之距”。此外,“信用+阅读”叠加“网上点单,线下配送”功能,让偏远山村的人群也能通过物流配送,阅读到优质的文献资源,让传统图书借阅从“跑一次”变为“跑零次”,形成与现代小康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新型图书馆服务保障体系。